十年间三度被总理点将，受命危难。惟有北京医院几度春秋，林钧才真正理解了伟人博大深沉的内心世界
从1960年调任协和院长兼党委书记以来，林钧才10年间三度被总理点将，受命危难，深得信任。
然而，惟有北京医院几年，身处特殊年代里一个极其特殊的岗位，他才近距离地感受到总理的言行风范，深刻理解了伟人丰富的内心世界。
“文革”后期，是共和国历史上一段非常时期。貌似安谧的北京医院，不啻政治大旋涡中的小旋涡。日理万机中，周恩来时时关心着这里的一举一动。
短短几年中，总理近200次亲临北京医院。
他到医院来不外三件事：听汇报、看病人、做指示。他喜欢听真话，最厌恶阿谀奉承。对于他关心的问题，他会打破砂锅问到底。他要求北京医院在医疗工作上做到严肃认真，周到细致，稳妥可靠，万无一失。他对工作要求严格，发现错误严肃批评，循循善诱，使人心服口服。出了事他保护同志。
周总理对北京医院的领导主要通过三种方式。
一是看《病情报告》。对他需要关注的病人，要求“病报”直送。有送必看，有错误加以改正，发现问题立即询问，甚至不放过一个标点。
一次，周总理在郭（沫若）老的病报上发现“体温升高0.8度”几个字，马上查问是什么原因。
林钧才回答：“可能是用了一种新药。”
总理又问：“这种药用了多少病例，怎么能不经试用就用在老人身上？”
林钧才深感惭愧。他在签发病报时没有仔细查对前一天的记录。
阅读总理批回的病报，就如同小学生看老师批改的作业，是一次很好的学习。这样的病情报告不计其数，成为总理留给北京医院的宝贵财富。
二是亲临现场。
对重要的诊断和治疗方案，总理总会亲自到医院听取汇报。不仅要听对诊断、治疗的结论性意见，还会提出一系列问题，看X片、病理片、解剖图，甚至关心所用的医疗器械，直到把所作结论的根据和治疗方案弄清楚为止。遇到重要手术，他还要亲自到场，手术结束才肯离开。
总理要求北京医院的医生们多学《实践论》、《矛盾论》，看病要运用辩证法，不要机械论。他分析问题，总是从局部到全面，从理论到实践，逻辑缜密，深入透彻，堪称运用辩证法的典范。参加一次这样的会诊，就像上了一堂生动的哲学课。
三是看病人。
总理看病人不是一般礼节性的访问，他总是给病人带来信心、愉快和实实在在的帮助，并且通过病人来检查医院各方面的工作，及时给以指示。
傅（作义）老病危，总理深夜探望。
傅作义欠起病体，说：“感谢你在百忙中来看我，我要先走了，遗憾的是台湾还没有解放，我没有完成任务。”
总理微笑着安慰他：“你保存了个北京城，全国人民都不会忘记你！我们总不能把什么事都做完嘛。”总理转而指着身旁的医生、护士：“解放台湾是他们年轻人的事！”
多么深重感人的言谈。此时，总理已经身患癌症，身体消瘦，面色憔悴。他所用的“我们”一语，让人闻之无限忧虑！
周总理白天日理万机，探望病人多在夜里。随着政治气候日益恶化，他到北京医院来得更勤了。他生怕影响病人休息，从不让车开进医院，每一次都是自己走到病房。他嫌电梯响声大，坚持步行上楼。
他一向轻车简从，反对前呼后拥，对前来陪同的人，他会质问他们来干什么，要他们回去工作。他说这是医院，病人需要一个安静的休息环境，怎么能不替病人考虑呢。
在总理的言传身教下，北京医院在医疗保健工作上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点：
对病人护理和生活服务细致周到；诊疗工作严肃认真，小心谨慎，精益求精；技术操作熟练准确，万无一失；安全质量第一，药品、物品、食品都经过严格消毒、监测；对职工的品德、作风严格规范。
这些优良传统，保证了医疗的高质量和安全，深得病人信任、拥戴。
周总理深深理解保健工作的特殊性。对工作人员，他既爱又严。李富春同志患肝癌突然亡故。病危时，林钧才未向总理及时汇报。事后林钧才说没有预见到，总理严厉批评道：难道一点预兆都没有吗？回过头来，他又耐心地给各方做工作，代医护人员向病人家属解释。
九•一三林彪叛逃事件后，“四人帮”阴谋篡党夺权的行动变本加厉、愈发猖狂，政治形势严峻而复杂。
这样的背景下，发生了李震事件。
1973年4月，北京医院太平间里接收了一具身份特殊的尸体。院方被告知要严格保存，还须绝对保密。
尸体是在北京一处办公楼的地下室里发现的。死者正是当时的公安部长李震。
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，这件事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。一时间流言四起，想抓住此事做文章的，大有人在。
周恩来总理亲自审理这一突发事件。
他委派吴阶平来北京医院，和林钧才组织尸检小组，由吴阶平、林钧才、董炳琨、吴蔚然、韩宗琦、马正中、马燕龙参加，刘培善等四位法医参与。
尸检小组从体表观察到解剖脏腑，进行了详尽的检验，发现死者颈部有明显的索痕，并有出血点，属活体反应（人活着上吊）。
同时发现口腔内无挫伤和硬伤，胃内有超量速可眠药片。死者衣服口袋里还有吞服过的药片，经过镜检，药片上沾有上皮细胞。肺脏有肺气肿。
根据尸检所见，尸检小组和法医共同讨论，统一的意见是：死者是先服药后自缢身亡。
尸检报告上交不久，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吴阶平和林钧才去汇报，王洪文也在场。
听罢汇报，王洪文没有得到他们所企望的“他杀”结论，很不满意，气冲冲斥责道：“你们这些医生都是些客观主义者！”林钧才想回话“客观注意总比主观主义好。”
对于死者的自杀，总理也心存疑问。他最讲实事求是，对任何问题都要刨根问底，弄个一清二楚。林钧才他们事先做了充分准备，对总理的提问一一做了回答，但最后一个问题却把他们问住了。
总理问道：“地下室里没有水，怎么能吞下那么多药片？”
回答：“没有水也能吞下去。”
周总理又问：“你们试验过吗？”
这下可被问住了。回答周总理的问话，可不能用“大概”、“或许”、“可能”等含糊不清的字句，更不可不懂装懂说假话，否则他会打破砂锅问到底，使你汗颜，无地自容。
还是吴阶平急中生智：“回去我们就试验。”
回到北京医院，吴阶平带头，不用水吞服片剂较大的酵母片和维生素片。他独吞一瓶（100片装），然后汇报总理：“我们都吞了，确实可以吞下去。”
为证实是否为吊死所致，用狗做了试验，得出同样结果。
轰动一时的李震事件尸体检验取证到此结束，没有给任何人留下可以成为嫌疑犯的口实。至于政治问题，留待政治家去评说。可是，在那个“欲加之罪何患无辞”的年代里，还是抓了许多人，后来又皆“事出有因，查无实据”，大都释放了。
李震事件中，周恩来总理的严谨求实也给了林钧才终身的教益。医生的职业道德就是实事求是。任何时候，都要遵从科学，用事实说话，检查出是什么就是什么，切不可迎合别人的观点说违心之言。
高远月光，澄澈心灵。
在那个极其特殊的年代里，于点点滴滴耳濡目染中，林钧才一天天加深着对总理内心世界的理解，慢慢学着用“周恩来式”的工作方法处理问题。
伟人已逝！那鲜明的人格魅力，博大的气度胸襟，超凡的风范行止，林钧才小心收藏，深埋心底。这是他人生中一笔特殊的财富，是他前行的动力和指针。